徐邦達故事軼聞三則

　　故事一：“徐邦達是中國藝術的‘國寶”

　　《高呼與可》、《出師頌》是故宮(微博)博物院的鎮院之寶。而這些絕代佳作，正是因為徐邦達的慧眼，才從故紙堆中重見天日。從18歲買下第一張畫始，徐邦達在80余年里，已為國家鑒考、收購、征集傳世名跡三四萬件。1950年，徐邦達被調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(今國家文物局)任文物處業務秘書。這個時期，經徐邦達等專家鑒定留下來的數千件古書畫作品，后來均撥交給了故宮博物院，成為該院古書畫收藏中的基本藏品。

　　新中國初創時，故宮博物院所藏文物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。為使故宮博物院繪畫館藏品盡快豐富起來，徐邦達與同事踏訪全國80%以上的縣城。元代著名書畫家趙孟頫的畫作傳世甚少，僅存的幾幅畫卷皆為皇室收藏，《水村圖》就是其一。1953年的一天，徐邦達無意間發現了《水村圖》的線索，并一直查到東北一個叫做大栗子溝的地方，他委托當地文物機構代為買下，確認無誤后由國家購回并收藏。就這樣，在短短數年間徐邦達發掘和搶救了3700件書畫。 “文革”期間，徐邦達總結多年來從事古書畫鑒定的經驗體會，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《古書畫鑒定概論》的初稿。“文革”結束后，徐邦達重返故宮博物院，想到的第一件事還是為國家鑒考征集古書畫作品。1983年，國務院委托國家文物局甄別各地文博單位所收藏的歷代書畫，徐邦達等人歷時數年完成這項重任，并承擔培養后學之責。20世紀80年代以后，徐邦達多次出訪歐洲和北美，考察海外流失中國書畫并與國外專家進行學術交流。 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將徐邦達稱為中國藝術的“國寶”：他將文獻考據與圖像有機結合起來，系統地建立了古代書畫的鑒定標尺，真實地還原了中國書畫史的發展脈絡。“而更重要的是，徐邦達是將古書畫鑒定與研究科學結合的第一人，作為中國古代藝術研究者和古書畫鑒定家，這兩者是互為表里的。”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說。

　　故事二：更應稱呼他為“徐一寸”

　　在中國古文物的鑒定當中，古書畫是公認最難的一門。“即便現代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，也還未能找到一種鑒定書畫作品、萬無一失的科學手段，只能依靠傳統方法，憑借鑒賞家的經驗和眼力。”李文儒說。 20世紀30年代，徐邦達發現乾隆皇帝曾經御筆親題為真品的《富春山居圖》實為贗品�！陡淮荷骄訄D》是元代著名書畫家黃公望的一幅名作。乾隆年間，一幅《富春山居圖》被收藏進宮，乾隆對此畫大加嘆賞，誰料這幅畫竟是偽作。后來真畫進了宮，乾隆覺得顏面無光，便在真畫上題字示偽，故意顛倒是非。20世紀30年代，徐邦達看到了這兩幅《富春山居圖》，經過仔細考證，他推翻了定論，還歷史以真實面目。這樣的發現還有很多，郭熙的《溪山行旅圖》、黃公望的《雪夜訪戴圖》、王淵的《桃竹雉雞圖》都是他在故紙堆中尋到的寶貝。

　　 作為傳統鑒定方法的集大成者，徐邦達有著一雙“賞鑒家的慧眼”。幾十年前在哪兒見到過的書畫，幾十年后再見時，徐邦達依然記憶猶新。有人認為這種非凡的記憶力是天賦，可他自己認為“只在用心”。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資料爛熟于心，才有古書畫作品過目不忘，鑒定時的得心應手。 徐邦達把古書畫的鑒定析為“鑒”與“考”兩個概念。“鑒”即是通過眾多的作品相互比較，進行目力檢測，推知真偽。“對于大量存世的明清時代的書畫，目鑒尤為重要。但要達到目鑒的準確性，鑒賞者非見之眾多不可。”他的弟子、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說。但是，對于時代較遠或是某些難于明了的書畫，需要廣為搜集有關文獻和其他旁證材料，詳加審訂考據，方才得以明辨是非。“徐先生博聞強識，每對一件疑難作品進行考據時，爬羅剔抉，條分縷析，其所論所斷，使人折服。”楊新說。 一次，一位來訪者將畫軸徐徐展開，剛看到一片竹葉的梢頭，徐邦達便脫口而出：“李方膺！”畫軸展開，果然是“揚州八怪”之一李方膺的作品。很多書畫卷剛打開半尺，徐邦達就已經說出了與此畫有關的一切，以致有“徐半尺”的雅號。而他的弟子們說，其實更應稱呼他為“徐一寸”，因為書畫卷往往展開寸許，徐邦達便已知真偽。 “鑒定是一門科學。” 徐邦達常說。在他看來，書畫鑒定不僅需要通古博今的才智，更需要實事求是的品格。不少人曾用重金收買他，希望他指假為真，換取暴利，他皆斷然拒絕，“現在藝術品市場上魚龍混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，鑒定家、研究者缺乏實事求是的品格和堅持真理的精神，在這一點上，徐邦達尤其值得我們學習。”李文儒說。

　　故事三：“徐邦達對藝術愛到入骨兩百分”

　　據滕芳回憶，“我們常說愛到入骨三分，但是徐邦達對藝術是愛到入骨兩百分，甚至連做夢都離不開字畫。” 20世紀80年代，藝術品市場日漸活躍，許多古書畫佳品被送進了拍賣行。徐邦達對此憂心忡忡，擔心文物珍品通過拍賣的渠道“合理合法”地流失。一次，他得知曾流失民間的“清代四僧”之一石濤的《高呼與可》要上市拍賣，便四處游說，希望國家出資買下這一珍品。 恰巧那些天，滕芳正要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，希望政府能為他們的“斗室”想想辦法。徐邦達得知，對著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，拜托她“莫提住房，只提希望政府想辦法收購《高呼與可》。” 第二天，徐邦達進門就談購買《高呼與可》的事：“新中國初期，國家經濟比現在困難得多，但仍撥出巨款將‘三希堂’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兩部買了回來�，F在我們更有能力搶救文物。”李瑞環當即表示《高呼與可》應該由國家購買，徐邦達的一顆心才終于落到了肚子里，出了門他拉著滕芳興奮地說：“我替故宮謝謝你了！”

　　1991年4月3日，徐邦達畫展在臺灣清韻藝術中心舉行，功力深厚的山水畫令寶島為之傾倒。他18歲創作的摹本奚岡《松溪高逸圖》現保存于加拿大，24歲創作的摹本張中《芙蓉鴛鴦圖》現存于新加坡，皆是兩家博物館的珍寶。但是在此后十余年的學術生涯中，他集中精力于鑒別古書畫，一直未曾動筆創作。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初，在親朋好友的一再說服之下，他才重拾畫筆。 “徐邦達總是說，沒有共產黨，就沒有徐邦達。他這句話是發自肺腑，為新中國鞠躬盡瘁，他一往而情深。”滕芳說，“今天，在他的生命將要走到一百歲這個高峰時，我更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。”